从“萝卜”之困到“特斯拉”之问:无人驾驶在中国市场“双重奏”

瑞安爱车人 2026-02-24 养车有险 4177

如果你在2024年的武汉街头见过“萝卜快跑”,你大概率会对无人驾驶留下一个既新奇又略带滑稽的印象。那些头顶旋转激光雷达的车辆,以极度谨慎的姿态在车流中蠕动,被当地老司机们赠予了一个亲切的绰号——“芍萝卜”(意为反应慢、有点笨)。

而到了2026年初,当特斯拉第一辆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Cybercab(图片)在美国得州工厂下线时,行业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那个在中国街头偶尔“发愣”的萝卜,和这个试图颠覆物理操控的特斯拉,究竟谁能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跑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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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萝卜快跑的困境与马斯克无人车模式的雄心,恰好构成了中国自动驾驶产业的一体两面。通过剖析前者在国内市场的“水土不服”,我们或许能更清醒地预判后者即将面临的“中国大考”。

一、萝卜之困:为何“优等生”跑不出“加速度”?

百度曾是中国自动驾驶赛道当之无愧的“优等生”。2013年就开始布局,比绝大多数新势力都更早看到终局。然而,当萝卜快跑真正驶入商业化深水区时,技术先进性与商业可行性之间的巨大鸿沟开始显现。

首先是技术路线的“过度防御”导致的场景失灵。萝卜快跑早期采用的“激光雷达+高精地图”方案,虽然在硬件冗余上做到了极致,但在中国独特的混合交通场景下却显得笨拙。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在武汉早高峰的十字路口,面对如潮水般的电动车流和不按规则出行的行人,萝卜快跑的决策系统往往因过于谨慎而导致交通拥堵 。它像一个严格背诵交通规则的书呆子,却在需要“中国式变通”的路况前手足无措。这种“慢半拍”不仅是用户体验的扣分项,更折射出高成本硬件在应对长尾问题时依然存在的泛化能力不足。高昂的激光雷达成本(占整车成本曾高达60%)与有限的适用场景形成了尴尬的错配 。

其次是商业模式与社会成本的直接冲撞。当萝卜快跑在武汉大规模铺开时,它触动的不仅是技术难题,更是传统的就业神经。出租车司机群体的订单被分流,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反弹。无人驾驶的“效率红利”与“就业阵痛”在此刻形成了零和博弈。更重要的是,大规模运营所需的资金黑洞远超想象。尽管百度宣称在武汉实现盈亏平衡,但其财报显示的现金流压力以及被迫从多传感器融合转向纯视觉路线的战略调整,都印证了这种单纯依靠自有资金“烧钱”扩张的模式难以为继 。当“现金奶牛”广告业务下滑,还要持续为Robotaxi输血时,资本的耐心正在被消耗。

二、马斯克“三无”模式的降维打击

相比之下,马斯克带来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美国方案”。其核心在于极致的成本控制与颠覆性的资产重构。

Cybercab的投产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它不再是一辆需要人类接管的汽车,而是一个彻底的“移动空间”。这种模式的杀伤力体现在两点:第一,硬件成本的大幅下探。依靠纯视觉方案,特斯拉将单车成本压至百度的二分之一甚至更低。第二, “车辆即资产”的商业想象。马斯克构想的不仅是用Robotaxi替代出租车,而是让私家车在你上班时自动出去接单赚钱,将汽车从消耗品转变为生产资料 。这种基于共享经济的构想,一旦实现,将彻底颠覆现有出行市场的供需关系。

更令中国对手忌惮的是特斯拉的数据迭代速度。凭借全球数百万辆车的影子模式,特斯拉的FSD几乎在以“周更”的频率进化。当百度还在为特定城市的复杂路口发愁时,特斯拉已经在用海量的、多样化的真实路况视频训练其端到端大模型。数据的规模效应,正在取代硬件堆叠,成为自动驾驶新的护城河 。

三、中国式监管与路况的“滤网”

然而,特斯拉模式想要在中国“狂飙”,必须通过层层滤网。

第一道滤网是数据合规与基础设施的本土化。中国对自动驾驶数据出境有着严格的法律红线。直到2026年2月,特斯拉才在中国设立AI培训中心,解决本土化训练的问题 。在此之前,其FSD在中国只能依靠公开视频进行模拟训练,这相当于让一个熟悉美国宽马路的学生,在中国狭窄的巷道里考试,成绩可想而知。即便有了培训中心,特斯拉能否适应中国城市复杂的“毛细血管”路况,以及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的独特生态,仍需打上问号。

第二道滤网是法规对“终极形态”的接受度。工信部在2025年底发放了首批L3级准入牌照,但限定在高速路和快速路,且要求驾驶员随时接管 。这意味着中国的法规制定目前仍遵循着一条渐进式、保留人类兜底的路径。而特斯拉计划直接以L4形态上路,且取消方向盘和踏板,这直接撞上了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核心框架。虽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在加快构建无人驾驶标准体系和事故追溯规范 ,但要为一个完全无人的“异形”车辆开放绿灯,涉及的责任认定、保险理赔、网络安全等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

第三道滤网是社会心理的接受阈值。中国人对“信任”的构建是渐进的。萝卜快跑之所以被称为“芍萝卜”,是因为公众对其安全性的宽容度很低——哪怕它只是开得慢,也会被吐槽。特斯拉如果带着“纯视觉”方案进入中国复杂路况,一旦发生几起因为视觉识别失误导致的事故,舆论的反噬将比在美国本土猛烈得多。在人命关天的伦理拷问下,中国消费者是否愿意为马斯克的“算法信仰”买单,仍是未知数。

四、终局:并非替代,而是竞合

那么,马斯克的无人车模式能否在国内快速发展?答案或许是:能发展,但很难“狂飙”;能落地,但必须“变形”。

中国市场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不会是任何一种单一模式的跑马场。百度萝卜快跑的困境,证明了“闭门造车、高成本硬扛”的时代已经过去;而特斯拉的到来,则像一条鲶鱼,倒逼国内玩家加速转向数据驱动。

未来两三年,我们更可能看到的场景是:特斯拉凭借其品牌光环和成本优势,在一线城市的部分区域(如浦东新区、亦庄)拿到有限的路测牌照,小心翼翼地验证其无方向盘模式的可行性。而百度们则在转向纯视觉后,一边降本增效,一边深入更广泛的环卫、物流等垂直领域,寻求多元化的变现 。

真正的胜负手不在于谁先去掉方向盘,而在于谁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先跑通“数据闭环” 。当特斯拉用Cybercab在美国证明其无人驾驶的可靠性,并用中国本土数据训练出适应中国路况的算法时,它才会迎来真正的爆发点。在此之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仍会用审视“芍萝卜”的目光,去打量这个试图颠覆一切的闯入者。

中国无人驾驶的终局,从来不是一家公司的独舞。在这片水深鱼多的江湖里,无论是“萝卜”还是“特斯拉”,都只是探索者。只有当技术真正融入社会肌理,解决了安全、成本与就业的“不可能三角”,那场关于未来的交响乐,才算真正奏响。